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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人“跟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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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初,《跟我学》不但开启了中国人学英语的一扇大门,同时也开启了中国人走向世界的通道。

上世纪80年代初,《跟我学》不但开启了中国人学英语的一扇大门,同时也开启了中国人走向世界的通道。

  1982年,凭借多年在英语教学领域的研究,高厚堃受官方委派,远赴澳大利亚,为当地的对华广播节目做编审。

文 | 谌旭彬

“What’syourname?”“Myname’sJane”。从1982年的1月开始,每到晚6:20,北京、上海,许多城市中的院落里就响彻着这地道伦敦口音的英语对话。那是人们跟着电视里播放的英语教学片《跟我学》。

What’syourname?Myname’sJane。从1982年的1月开始,每到晚6:20,北京、上海,许多城市中的院落里就响彻着这地道伦敦口音的英语对话。那是人们跟着电视里播放的英语教学片《跟我学》。

  一年后回国时,他带回了一些英文书籍和省吃俭用省下的2000美金。这笔钱先换成外汇券,又换成了家中的彩电、冰箱和儿子的一辆自行车。“当时物质很紧缺,国内这些东西还没普及。家里有了这些东西,确实很方便生活,大家都很羡慕。”

1972年,是知青莫砺锋(后来成为了文学博士)下乡“接受再教育”的第四个年头。在那个叫做“赵浜”的小村庄里,他已经将自己和朋友们手中有限的中文书籍全部读完。他决定重新学习荒废已久的英语,“心想学好了英语就可以弄一些英文书来读”。但学英语给他带来了各种风言风语。有人说他“真是闲得无聊”,还有人说他“恐怕是想要叛逃到国外去投靠帝修反吧!”在这些议论面前,莫砺锋“如同惊弓之鸟”。无奈之下,他想出了一种办法:“想法弄来了一本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装模作样地在人前拿出来看。后来我干脆把那本语录的塑料红封皮拆下来,套在单词本鱼目混珠。”①类似的办法,樊明武(后来成为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六十年代也曾使用过。当时,他在“原子能院”工作,外语学的是俄语,但“很多专业书都是英语写的”。樊下决心要学习英语,但又不想给自己惹来麻烦,于是采用了与莫砺锋高度相似的办法:“那时候每天早上8点到9点要学习毛主席着作,我就带着英文版去,造反派过来干涉却找不到理由,气呼呼地走了。”②这种小心谨慎,并不是多余的。1954年,教育部通知初中不再设英语课,已开设的一律停止,英语教师全部转入其他学科。俄语成了不容撼动的中国第一外语。1957年,全国只剩下850名中学英语教师。进入60年代,因中苏关系恶化,英语的存在感一度略有回归。1961年,教育部颁发了中学英语教学方案,要求重编英语课本。1962年,英语被列为高考科目。1964年,教育部将英语重新列为学校教育的第一外语。但好景不长。1966年,中学英语教育再次瘫痪。1969年,英语重新出现在部分中学的课程表上,新教材里写着“专供复课闹革命使用”。这一时期的英语教材,内容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供学生学习的,主要是running
do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Stop!or well
fire!(站住,要不我们就开枪了。)、Tell us all about your secret
code!(把你们的密码说出来!)等用于对敌斗争的词句。③

■改革开放为英语热燃起一把火

■改革开放为英语热燃起一把火

  物质的刺激总是更直接、更有力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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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英语学习在中国大陆曾几起几落。1950年,中国政府在青年学生里发起了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运动,正念高三的袁士槟也报了名。袁士槟在第三志愿里填了“外语”。结果,袁士槟被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英语。

保加利亚语嵌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生活,小编是中中原人亚洲必赢626aaa.net。新中国成立后,英语学习在中国大陆曾几起几落。1950年,中国政府在青年学生里发起了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运动,正念高三的袁士槟也报了名。袁士槟在第三志愿里填了外语。结果,袁士槟被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英语。

  1982年1月5日,《FollowMe》(跟我学)在中央电视台开播,高厚堃的同事胡文仲和英国人凯瑟琳搭档。外国人的原版教材第一次进入中国,让电视节目少、外国节目更少的中国人大开眼界。

图:江苏省革委会文教局编写,中学英语课本第二册封面及目录,1971年。

随着大量苏联专家到中国援助建设,上世纪50年代,中国国内对俄语人才的需求剧增,1953年,7个师范大学的英语系都停办。“当年派我学英语,我还闹情绪。”和袁士槟同在北京外国语学校的徐雄雄说。

随着大量苏联专家到中国援助建设,上世纪50年代,中国国内对俄语人才的需求剧增,1953年,7个师范大学的英语系都停办。当年派我学英语,我还闹情绪。和袁士槟同在北京外国语学校的徐雄雄说。

  在长春,方楠回忆说:“《跟我学》每星期二、四、六下午播。当时节目太少了,大家什么都看。我和奶奶坐在一起看稀奇——一些高鼻子的人在讲一些听不懂的话。这些人穿的东西、吃的东西、住的房子,都让人觉得新奇!”

学校的英语教育状况尚且如此,自学英语的环境也就可想而知了。尼克松访华后,1972年10月2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播了一档节目,叫做《业余外语广播讲座》。这是数十年来,国人首次可以通过收听电台来学习英语。英语广播课引起了美联社、法新社的关注,它们刊登消息,称“一个漂亮的男声和一个漂亮的女声开始播出英语讲座”,视之为中国“向世界宣布开放的一个信号”。多个国家的驻华使馆,派出人员到北京广播电台了解开办外语广播讲座的背景。据参与其事的龙新民披露,此事是高层指示下的产物。开播前,须先将教材稿、教师播讲录音“送外交部由浦寿昌、章含之、唐闻生三同志组织审查”,审查通过后才能正式开课。④

1964年,教育部确定了英语为第一外语,开始调整国内中学的外语教学,但因为“文革”的关系,那时候的英语课文全是“举起手来,交枪不杀!”或是“毛主席万岁”等政治口号。

1964年,教育部确定了英语为第一外语,开始调整国内中学的外语教学,但因为文革的关系,那时候的英语课文全是举起手来,交枪不杀!或是毛主席万岁等政治口号。

  这一年的《中国日报》上说:《跟我学》在中国拥有1000万观众,与中国当时居民拥有的电视机一样。此后不久,有资料披露,《跟我学》的教材当时在中国卖出了3000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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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元年,中国向41个国家派遣了480名公费留学生;1981年1月14日,国务院颁布《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为更多的人出国留学打开大门,这些消息让许多蛰伏多年、希望出国深造的中国人振奋,国内学英语的热潮也开始慢慢积蓄。

改革开放元年,中国向41个国家派遣了480名公费留学生;1981年1月14日,国务院颁布《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为更多的人出国留学打开大门,这些消息让许多蛰伏多年、希望出国深造的中国人振奋,国内学英语的热潮也开始慢慢积蓄。

  高厚堃回忆说,“也就是从1982年起,《许国璋英语》、《新概念英语》、《疯狂英语》、《华尔街英语》、《双语宝宝》在中国各个层面铺开,几乎每隔两三年,就会出现一个新的‘神奇’教材。”

图:1972年,周恩来批示支持北京广播电台开播业余外语讲座

■两千英镑险些难倒中央电视台

■两千英镑险些难倒中央电视台

  与英语热相互呼应,一些英语能力优异的人,在社会的各个行业脱颖而出。高厚堃邻居的女儿,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1990年,这个女孩毕业后,依靠流利的英语从数千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入主正大综艺。仅仅9年后,《亚洲周刊》将“亚洲二十位社会与文化领袖”的头衔送给了她。她叫杨澜。

广播课开播的前几天,60万册教材,刚上市就被北京市民抢购一空。龙新民回忆:“各个书店门口老早就排起了长队,其中有不少老人是受儿女或孙子的委托而来排队买书的。教材很快就售完了,可是大批没买到书的人还是不散,认为是售货员骗他们,双方相持不下,只好由群众当场推选代表亲自到书库里查看。书店的同志说:‘英语广播讲座教材,是这个时期最畅销的书,买书的人都快把柜台挤塌了。’成百上千件的信寄到了电台编辑部,恳求的话说下一大堆,只求买到一本教材,不少人还寄来了买书的钱。在这种情况下,印刷厂只好连续加印三次,共计120万册,也很快全部售光。就在这段时间,北京市场收音机销售量也猛增。”⑤《业余外语广播讲座》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在参与播音的“漂亮女声”屠蓓看来,“当时那种情况下,没什么可学的东西,所以这是唯一能学的。很多人都听,终于有了一个学习的渠道了”。许多年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些老师碰见屠蓓,还会跟她说:“屠老师,我就是听了你的广播英语后考上大学的。”⑥据说,当时有超过120万北京人在收听《业余外语广播讲座》。但在北京之外,在更广阔的城乡,英语仍是一种尴尬的存在。1973年夏,河南唐河县马振抚中学的一名女中学生,在考卷上写下了一段顺口溜:“我是中国人,何必学英文,不学ABC,照当接班人……”次年,这段顺口溜传遍了全国,成了被时代所信奉的“至理名言”。学者陈墨回忆,“我是中国人,何必学英文”事件发生后,“我们学校也就此取消了英语课。如此,我的中学英语基础为零”。⑦

国家教委找到中央电视台,在电视中合作开设教育节目讲课。那时全国只有两个频道,只有晚上有节目,于是中央台成立了电视教育部,从上午9点到晚上7点,都播教育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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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到中央台工作的徐雄雄开始参与录制英语教育节目———《英语讲座》和《电大英语》。两个节目都是老师黑板教学,这也是当时电视教育节目的统一模式。一次到BBC考察时,徐雄雄偶然看到了BBC制作的英语教学节目《FollowMe》的样片。生动的故事情节、情景式的对白,让徐雄雄觉得,这种英语学法很生动,能学好。

已经到中央台工作的徐雄雄开始参与录制英语教育节目———《英语讲座》和《电大英语》。两个节目都是老师黑板教学,这也是当时电视教育节目的统一模式。一次到BBC考察时,徐雄雄偶然看到了BBC制作的英语教学节目《FollowMe》的样片。生动的故事情节、情景式的对白,让徐雄雄觉得,这种英语学法很生动,能学好。

图:《光明日报》刊文《关于“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的调查》

问题是,那时的中央台没有买节目的习惯,BBC更没有送节目的习惯。幸好BBC英语部主任Howse出生在中国,中国情结促使Howse决定,只要中央台支付60集的节目共两千多英镑,中央台就可以任意使用《FollowMe》5年。

问题是,那时的中央台没有买节目的习惯,BBC更没有送节目的习惯。幸好BBC英语部主任Howse出生在中国,中国情结促使Howse决定,只要中央台支付60集的节目共两千多英镑,中央台就可以任意使用《FollowMe》5年。

1977年,情况开始渐有改观。这年12月,中央电视台(当时还未更名,还叫“北京电视台”)播出了一档英语教学节目《电视英语讲座》。节目中的标准发音被外媒形容为“皇家英语”,一些外国记者推断“这是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信号”。仅在北京地区,《电视英语讲座》的教材销量就超过了1500万套。⑧在深圳,“不学ABC,就是没志向”取代了“不学ABC,照当接班人”,成了新的时代流行语。胡奕喜1982年去深圳打工,他发现,“当时的公共汽车上,随处可见拿着陈琳英语(即《电视英语讲座》教材)的年轻人,如果你不随手拿一本英语书,就说明你不是有志青年,可能朋友都不好找。”他自己正是靠着手中的一本英语学习教材,引起了女朋友的注意。⑨1978年,英语再次被列入高考科目。虽然成绩不计入总分,但所释放的信号,已很明显。1979年,英语考试分数按10%计入高考总分,1980年上升至30%,1981年是50%,1982年是70%,1983年变成100%。⑩英语学习真正走上时代的C位,是在1982年。这年1月5日,中央电视台决定在晚七点《新闻联播》之前的黄金时段,播出英语教学节目《跟我学》。这是一套自英国BBC引进的节目。1980年,在央视电教部任职的徐雄雄,随团前往英国,见到了BBC正在制作供德国使用的英语教学片《Follow
Me》。徐告诉BBC,他想把这个节目拿回中国播放。BBC要求央视支付版权费。这让徐雄雄吃了一惊:“当时我们国内搞宣传工作,拍了片子巴不得有人拿去播,哪有什么版权费。”“他们没有送节目的习惯,而我们还没有买节目的习惯。尽管我说了多少‘重大意义’、‘深远影响’,他还是‘不给钱不行’。”BBC并非故意为难。他们无意挣钱,只要求央视支付“根据节目的使用给演员的追加费用”,合计三千多英镑。对一套每集15分钟共计60集的节目而言,这个价格可以说相当便宜。但徐雄雄申请不到外汇。BBC的英语部主任侯士(H.R.Howse),帮徐雄雄寻到了一种特别的解决方案。他求助于英国驻华大使馆,请大使馆先用英镑将节目买下,再由央视以人民币向大使馆购买。侯士出生在广东,他的父亲是一位来华传教士。他很愿意看到中国与世界重新连结。删掉诸多“不合时宜”的内容,并增入中文解说后,《Follow
Me》变成了《跟我学》,在央视一套晚6点20分开播。

“我们根本拿不出钱,台长一听要钱就毛了。”回国后的徐雄雄还是碰了钉子,对台领导来说,电教节目都要花外汇买,简直是不可思议———当时的中央电视台,手里外汇少得可怜。为难之际,当时英国大使馆文化处的AlenMaley伸出了援手,他说服了上级单位———英国文化委员会,把属于他支配的一部分经费支付给BBC,而中央电视台只要在北京支付人民币给他就行了。

我们根本拿不出钱,台长一听要钱就毛了。回国后的徐雄雄还是碰了钉子,对台领导来说,电教节目都要花外汇买,简直是不可思议———当时的中央电视台,手里外汇少得可怜。为难之际,当时英国大使馆文化处的AlenMaley伸出了援手,他说服了上级单位———英国文化委员会,把属于他支配的一部分经费支付给BBC,而中央电视台只要在北京支付人民币给他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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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学》一举创出成功模式

■《跟我学》一举创出成功模式

图:《跟我学》节目照,大图左:主持胡文仲,大图右:主持Kate Flower

将60集的《FollowMe》拿回来看了一遍后,徐雄雄犯难了,“我很担心,因为他们那种语言、表现方式,很多是当时国内都不能接受的。”《FollowMe》原版是为德国人编制的,有不少西方男女间的幽默和玩笑,还有摇滚流行曲,这些在当时国内的电视上都是不允许出现的。

将60集的《FollowMe》拿回来看了一遍后,徐雄雄犯难了,我很担心,因为他们那种语言、表现方式,很多是当时国内都不能接受的。《FollowMe》原版是为德国人编制的,有不少西方男女间的幽默和玩笑,还有摇滚流行曲,这些在当时国内的电视上都是不允许出现的。

节目的收视率,超出了徐雄雄的想像。英国女主持Kate
Flower,曾目睹中国西部一个500余人的村子,村民们集体围在仅有的一台电视机前收看《跟我学》。当然,这种狂热未必是为了学英语。在节目的中国主持胡文仲看来,“主要原因是国门刚刚打开,人们对于西方世界的点点滴滴都感兴趣”,“人们能从节目中看到国外的一些场景,觉得大开眼界”。《跟我学》课程的文字内容,先刊载于《电视周报》,报纸订户激增50余万;后出版单行本,又售出300余万套。《China
Daily》的报道称,“《Follow
Me》在中国拥有一千万观众,这个数字与我国现有的电视机台数吻合”。

为了能使片子播出,徐雄雄决定对片子进行大手术。《FollowMe》被译为《跟我学》,徐雄雄任导演。“我删掉了很多东西。有些段落已经删得没什么好看了,基本就是文字教学。但必须把节目放在政治安全的基础上。”徐找到教委,希望教委能够找个权威的老师来帮助修改,但教委的相关人士看过片子后,表示反对,认为《跟我学》不是正规的教学,无助于学生的考试成绩。无奈之下,徐雄雄请了人民大学的康宏锦、郭晓蕙、于德社三位老师帮忙编写课本,后来又请了北京外交学院的袁士槟参加到主持人行列。

为了能使片子播出,徐雄雄决定对片子进行大手术。《FollowMe》被译为《跟我学》,徐雄雄任导演。我删掉了很多东西。有些段落已经删得没什么好看了,基本就是文字教学。但必须把节目放在政治安全的基础上。徐找到教委,希望教委能够找个权威的老师来帮助修改,但教委的相关人士看过片子后,表示反对,认为《跟我学》不是正规的教学,无助于学生的考试成绩。无奈之下,徐雄雄请了人民大学的康宏锦、郭晓蕙、于德社三位老师帮忙编写课本,后来又请了北京外交学院的袁士槟参加到主持人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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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月5日,《跟我学》第一次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第二天早上刚上班,时任广播事业局局长的张香山就来到了徐雄雄的办公室,问道“昨天的英语节目是你们做的?”“你们从哪里弄来的材料?”“花了多少钱?”,在得到一一答复后,张香山说:“我看了。不错。很好。”广播事业局局长对一个电视节目亲自前来表示支持是很稀罕的。徐雄雄说,“后来语言教学节目的开展,都是根据《跟我学》这个模式搞起来。”

1982年1月5日,《跟我学》第一次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第二天早上刚上班,时任广播事业局局长的张香山就来到了徐雄雄的办公室,问道昨天的英语节目是你们做的?你们从哪里弄来的材料?花了多少钱?,在得到一一答复后,张香山说:我看了。不错。很好。广播事业局局长对一个电视节目亲自前来表示支持是很稀罕的。徐雄雄说,后来语言教学节目的开展,都是根据《跟我学》这个模式搞起来。

图:《跟我学》节目出版物

《跟我学》在每个星期二、四、六下午6点20分,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每星期进展一集。那个时候的电视节目很少,欧美电视剧很难看得到,《跟我学》里的剧情,也成了普通观众喜欢看它的一个原因。

《跟我学》在每个星期二、四、六下午6点20分,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每星期进展一集。那个时候的电视节目很少,欧美电视剧很难看得到,《跟我学》里的剧情,也成了普通观众喜欢看它的一个原因。

英语学习,将中国人与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的“世界书籍翻译数据库(UNESCO
Index
Translationum)”,截至2012年,人类社会共出版了大约两百万种翻译书籍,其中约123万种,是由英语翻译为其他语言,约15万种是由其他语言翻译为英语。而由汉语翻译为其他语言者,只有约1.3万种,由其他语言翻译为汉语者,只有约6.3万种。

只要时间一到,《跟我学》就成了有电视的家庭必看的节目,有如后来热播的《加里森敢死队》《大西洋底来的人》。

只要时间一到,《跟我学》就成了有电视的家庭必看的节目,有如后来热播的《加里森敢死队》《大西洋底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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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播放了多年后,上世纪90年代初,《跟我学》慢慢退出了电视教育的舞台。2006年1月1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重新编著了《跟我学》,并邀请杨澜和凯瑟琳出任主持人,教学素材还是BBC当年拍摄的,但这份上下两册共50元、10张光盘的经典教材已经不再受人青睐。

在播放了多年后,上世纪90年代初,《跟我学》慢慢退出了电视教育的舞台。2006年1月1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重新编著了《跟我学》,并邀请杨澜和凯瑟琳出任主持人,教学素材还是BBC当年拍摄的,但这份上下两册共50元、10张光盘的经典教材已经不再受人青睐。

图:世界书籍翻译量排行。表格引自“大象公会”微信公众号

通常情况下,只有具备较高价值、较高需求的书籍,才会被翻译成其他语言。也就是说,英语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核心语言,人类绝大部分现代文明,是以英语为载体存在的。不独书籍如此。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大多数领域,作为载体的英语论文,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比如,当前世界最权威的生物医学二次文献数据库MEDLINE,收录了全球80多个国家近40种语言5600余种学术期刊,总计超过两千余万篇学术文献中,约90%是用英文写成的。不过,国人对英语的偏见,并没有完全消除。2019年3月份,曾有人在微博上鼓吹“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英语都是一件废物技能”,甚至将呼吁学好英语之人指责为“思想上自我矮化的奴隶”,获赞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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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时代毕竟已经变了。赞者众,驳者更众,《人民日报》也观点鲜明地转载了一篇文章,叫做《英语不是“废物技能”
学英语更不是自我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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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中国人,何必学英文,不学ABC,照当接班人”这样的口号,在这个时代,再也成不了主流口号。今天的中国,已拥有约4亿英语学习者。越来越多的人已然明白,无论是关心国家命运,还是在意个人前途,都必须学好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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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莫砺锋,《赵浜读书记》,收录于氏着《浮生琐忆》,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第215~216页。②《认真做好手头的事——记中国工程院樊明武院士》,收录于:《核铸强国梦
60位核科技院士专家访谈录》,中国原子能出版社,2015,第139~140页。③汪庆红,《中国人的英语纠结》,东方早报,2013年11月15日。④龙新民,《向世界开放的一个信号——北京开办外语广播讲座的回忆》,《百年潮》2010年第06期。⑤同上。⑥王娜、于嘉,《当代北京广播史话》,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第78~79页。⑦《陈骏涛口述历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第439页。⑧《当代北京教育史话》,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第139页。⑨胡洪侠/主编,《深圳日记
上(1980-2010)》,海天出版社,2011,第16~19页。⑩杨学为,《高考文献
1977-1999》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第86~178页。徐雄雄,《<跟我学>是这样搞起来的》,收录于:《荧屏连接海内外:中央电视台的故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第43~49页。胡文仲,《我的英语学习历程》,收录于氏着:《和胡老师谈学英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第297页。刘周岩,《汉语对现代文明的贡献有多大》,大象公会微信公众号2016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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