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必赢官网app(缘何老百姓收入赶不上GDP增加,我们的政坛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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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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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国考”大热时节,相关话题也会随之大热。舆论当然是批得多,褒得少。批的依据翻来覆去不外这么几个:

陈志武 (进入专栏)
 

陈志武 (进入专栏)
 

前阵子,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说,由于乱设机构和乱定级别,现在领导干部的职位数超编和公务员(微博)超编现象严重,“官”满为患,我国公务员已达100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00万人,还在继续增加。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人提出疑问,中国现有的公务员人数与人口相比,到底是多还是少?

  第一,中国的官已经够多了,民众供养官员的负担也够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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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94人养一名公务员

  第二,当官正在成为吞噬人才的黑洞,大学毕业生每5-7人就有1个会去考公务员。最优秀的人才应该参与生产性、创造性工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争着抢着去当官。

  

  

中国国家公务员局负责人随即给出答案:我国有1000万公务员的说法不实。根据2010年的统计数据,我国公务员为689.4万人(未包括参照公务员管理的群团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近两三年公务员年均增加15万人。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总人口为133972.5万人。经过简单计算可以得出,2010年我国的“官民比”应为1:194.3。“官民比”简单说来就是一个国家财政供养人数和人口总量的比值。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官民比”是高还是低?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要明确一个问题,每个国家对“公务员”的界定各不相同。比如,美国公务员不仅包括联邦和地方政府公务员,还包括联邦和地方所属科研和文化机构的职员,以及法官、消防人员、警察、邮政工作人员和公立学校的工作人员,而英国的公务员仅包括全职和兼职政府雇员两部分。

  第三,之所以大学生都抢着当官,首要目标并非为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而是在现阶段,部分官员即使不滥用权力,也能获取可观的个人利益,起了糟糕的示范效应。当官相对于其他行业,投入小、风险低、收益大,被整个社会视为个人成功的“捷径”。

  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这里,我们不妨从几个不同角度来把握其“大小”。

  中国的GDP这些年增长很快,但为什么老百姓口袋里面可以花的钱、还有实际上生活中感受到自己的收入和福利状况跟GDP的增长速度相比,总是要慢很多?今年上半年中国的GDP的增长速度从去年的11%,下降到10.2%,很多人就害怕了。有种观点认为中国的GDP如果低于10%,就会有更多的人失业。但是如果按照其他国家的标准来看,10%或者8%也是一个非常高的增长速度,在美国和一些西欧国家,每年GDP的增长速度只是在2%左右,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GDP的增长速度,应该除以2,才能跟其他国家在同一层面上做比较。第二个我希望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老百姓收入增长速度相对于GDP的增长速度来讲往往要慢很多。第三个问题,有种观点认为中国GDP的增速度如果低于9%,就不能创造那么多新的就业机会,每年就会有更多的人失业,所以我也想从公有制或者国有制对整个就业机会的影响力来谈谈。

为使各国公务员的数量有可比性,我们采取“政府财政供养”这一统一标准,对所有财政供养人员做一统计,然后再看孰多孰少。

  我们不妨来具体探讨一下这些依据,因为只有搞清楚了它们,我们才知道民众的不满究竟在哪里,才能找到最恰当的解决之道。

  

  我想先给大家看一组数据,把中国整个社会分成三个不同的群体:第一个群体是政府,从中央政府到省政府再到地方政府,城镇居民是第二个群体,农民作为第三个群体。在过去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哪一个群体得到的好处最多?哪一个群体得到的好处相对来说最少?

“事业单位”数据缺席

  中国的官真的很多吗?

  跟历史比、跟美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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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新加坡公务员6万多人,英国公务员50多万人。虽然英国公务员比新加坡公务员多出好几倍,但新加坡的人口比英国少很多。因此,还是用“官民比”来比较更恰当。

  从财政这一块看,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6.8万亿元,相当于4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3.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相当于4亿城镇居民,或者13.3亿农民一年可花的钱。要这么多老百姓供养的政府当然说得上庞大。

  

  浅蓝色线代表政府收入,深蓝色线代表城镇居民的,红色线代表农民的。从这个图上我们看到,07年时国家财政税收总体上是翻了5.7倍,如果95年的基数是100,到07年的时候上升到670左右,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时,占的份额是最多的。城镇居民总体上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2年里面翻了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总体上翻了1.2倍,如果我们把整个国家的收入看成一个大的“饼”然后分给这三个群体,政府从这个饼里面得到的份额是最多的、农民得到的份额越来越少。

根据调查和计算得出:英国“官民比”最低,为1:118,也就是说,118个公民“供养”一个公务员,平均每个公务员管理和服务118个公民。这一比例在加拿大最高,达1:9.8,意味着平均不到10人中就有一位政府财政供养人员。此外,法国的“官民比”是1:12.7,德国是1:13.7,俄罗斯是1:84.7,日本是1:28.5,新加坡是1:71.4,美国是1:12.7,南非是1:31.1,韩国是1:50.1,印度是1:109.5。

  但对此,反对者也有话说,中国的政府是“全能型”政府,财政除支付薪水,提供公共服务、社会福利……还要涵盖诸如经济开发建设等等,比如4万亿,这么多的事要做,这需要多少钱,多少人?现在的政府已经算廉洁高效的了。“公务员热”为什么不能看作是民众对政府工作的肯定呢?

  相对朝廷时期的政府规模如何?既然今天又是盛世中国,我们不妨先以康乾盛世时期作为一个参照。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在176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当时的北京、广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做过细致调查,据其历史档案,那时一个普通北京工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每月2两左右)。这样,4937万两银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那当然是小政府!或许,我们或说当时中国其他地方的收入比北京低,所以,以北京工人收入作为标准,降低了为供养乾隆政府所需要的人数。但,那时的全国人均收入不一定比北京低多少,比如,在1950年时,北京的人均收入属全国平均水平,最多是中等偏上,只有到1950年代实行国有制计划经济之后,北京的相对人均收入才开始飙升,把全国其他地方甩在身后。退一步讲,即使乾隆时期全国城镇平均收入只有北京人的一半,那么,朝廷岁入也只是410万人的年收入,跟今天需要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无法相提并论。历史上的中国政府没有像今天这么大过。

  尽管中国GDP增长速度的数值很大,但是对于城镇和农村的老百姓来说要比政府增长慢一拍。总体上看,12年里国家财政收入翻了5.7倍,如果把这5.7倍的增长换算成年增长速度的话,平均每年上升16%,而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农村的纯收入在过去的12年里面年均增长6.2%。同期,中国的GDP是按照每年平均10.4%的速度上升,这是去掉了通货膨胀的真实的GDP增长率。我们可以发现,只有国家的财政税收以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在增长,年均16%,去年国家财政的增长速度是31%。而城镇居民特别是农民,这两个群体的增长速度要慢很多。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答案。

对比可以发现,我国1:194.3的“官民比”很低。不过,我国公务员中没有包括事业单位的人数,这些人也是政府财政供养的,如果加上这部分人数,我国的“官民比”肯定比现在高。(《中国经济周刊》实习生白朝阳)

亚洲必赢官网app(缘何老百姓收入赶不上GDP增加,我们的政坛有多大。  有个一度流行的指标,就是官民比例,指的是政府就业占人口的比例。以2005年美国1:94的数据作为基准,刚有中国学者提出了中国的官民比例为1:26,就立刻有人提出了1:198,又是一番口舌之争。更何况,欧美国家的政府就业,恰恰排除了不少选举产生的官,而包含了政府的一般性雇员,以及公共服务机构的雇员如教师、消防员、公立图书馆的馆员、公立医院的护士等等,这实在和我们的“官”不是一个概念。我们的“官”总是和权力相联系的,不仅仅存在于政府,还存在于政党、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等,当然他们有的是公务员,有的则不是,也很难说得清,他们是否由政府供养。

  也许我们会说,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规模不能跟过去的做直接比较,因为传统农业经济对政府的依赖度低,而现代经济的交易复杂性特别高,所以,离不开政府在安全和产权与契约保障方面的支持。没有政府保护产权、维护契约权益,就难以有现代经济。这当然有道理。按照这个思路推下去,美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因为美国的金融证券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以及其它现代产业全球最发达,它也是世界警察,所以,它的政府职责应该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在社会福利支持上,美国也不亚于西欧。因此,美国政府的规模应该可以作为判断中国政府规模太大还是太小的参照系。

  另外要强调一下,这里所讲到的收入,实际上还不包括那些资产性的收入,这些纯粹是税和费,这个数据基本反应了增量的概念。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国家财政收入占整个中国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比如去年国家财政收入是5万1千亿人民币,千亿、百亿、万亿都是很大的数字,听多了以后变得非常的抽象,听起来好像和我们自己没有太多的关系。我为了把这些抽象的东西具体化,就改了度量的角度,按照每一个普通人的人均收入来作为度量的单位。把国家一年的财政税收除以一个普通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这样可以让我们知道,为了支持国家的财政税收,大概需要多少普通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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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还有一个指标就是和历史比。比如乾隆中期,1766年清廷的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那时一个普通北京工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于是205万普通北京人就可以支撑乾隆朝的开支。如果觉得京城的人均收入太高,那就减一半作为全国城镇人均收入,那也就四百多万人收入的总和。无论我们怎么强调现代政府的复杂性、职能的多样性,显然,当代中国民众供养政府的负担都的确重了一些。

  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当然远比中国政府的开支需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

  这里给大家看的第一个数字是1766年,乾隆朝廷一年的税收是4937万两银子,按照当时北京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差不多一年二银子,稍微有点技能的工匠在一个月可以拿到二两银子,这样折算的话,乾隆朝廷一年4937万两银子,等于是205万个北京普通工匠一年的收入,也就是说205万个北京工匠一年的收入可以供养乾隆的开支。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5万亿美元,这2.5万亿美元,相当于8500万美国人去年一年的收入。

  不过,看了后两个反对理由就知道,民众、媒体对“公务员热”的忧思,其实不在官多。比如,中国提供的个人发展路径太少,太狭窄了。毕竟,人都是理性的,都会计算个人的投入产出比,都希望用最小的付出、最小的风险获得最大的收益,对于大学生们而言,如果当官提供的性价比远远超过了从事生产性、创造性的工作,那不选择当官才奇怪。更何况,相比十年前,公开招考提供了机会及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已经算进步了。

  中国5.4亿城镇居民、8亿农民,加在一起,去年民间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总共为10.7万亿元。也就是说,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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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比如,就是对制度不能有效遏制权力滥用的愤怒。一些工资水平明明普通的官员,仅仅因为职务就能获得普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住房、财产、享受,还有社会的积极评价。这对社会的影响实在是巨大。其实,官多了,民众也就认了。民众不能容忍的是躲在“官热”背后的那些问题。想扭转这个非正常的热,裁官恐怕不容易。最容易拿来主义的成功经验是:一、公开政府就业的编制和各项开支;二、政府就业的收入比照相应私营部门的略低,让鼓励创造性、生产性工作成为社会风尚。如此一来,如果公务员还热,才是国家之福,国民之幸。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相对远大于美国政府。

  如果换到中国,如上图,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随着78年改革开放的进行、随着市场化、民营化的发展,到1995年的时候,中国政府的规模达到了最小。在90年代税制改革以后,把征税的权利下放到各个地方政府和省政府,只要各个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达成一个协议,地区政府可以不受制约的推出新的税种,或者是调整已有的税种的税率。2007年,全国的国家财政税收是5万1千亿人民币,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比较一下78年,我们发现现在政府的规模重新超过改革开放初期,同时也超过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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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用农民一年的纯收入来作为参照系数,在78年的时候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8.5亿农民一年的纯收入;96年的时候达到一个最低点,只要3亿8千万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就可以支撑政府的财政税收,但是去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2.3亿农民的纯收入。看完这个数字很多朋友会说,所有农民加在一起也没有12亿,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在这里不是要求13亿农民放弃他们的开支,去支持政府的开支,而是说我们把整个国家的收入看成一个整数,然后在三个群体中怎么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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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规模是如何变迁的

  我们再看一下资产性财富在政府和社会之间是怎么分配的。据统计,差不多有76%的资产性财富还是掌握在国家的手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有大概四分之一的资产性财富掌握在民间。根据一些研究机构前几年做的估算,到2006年年底,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差不多是50万亿,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所有国有企业资产加一起是29万亿元,把国有土地的财富和国有企业资产的财富加起来,国有资产的价值差不多是79万亿人民币。而民间的,到05年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是21万亿左右。相对而言,美国政府没有什么资产性财富,只有非常少量的土地。美国那些企业、产权、资产等等基本都是私有的,到去年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额是73万亿美元。

  

  假如国有土地和国有资产,每年按照GDP同样的速度升值,去年GDP的增长速度是11.4%,06年年底价值为79万亿人民币的国有资产增值应该是9万亿人民币。去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是1.6万人民币,国家的收入大概是10万6千亿人民币,这是预算内的财政税收5万1千亿的2倍。而资产性收入加上财政税收,大概是15万7千亿人民币,如果除以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大概是10几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

  过去30年里,中国的政府规模并非历来就这么大。如果说“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改革的理想,那么,1978至1995年间的确是照此方向走。改革之初的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亿农民的纯收入。那时的政府也不小,这就是为什么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但,那时的政府毕竟要负责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的方方面面生活开支,所以,政府当然大。

  中国的社会财富在政府和社会之间这样的配置结构,带来的后果到底是什么?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国的GDP如果只按照8%、9%的速度增长,那么中国老百姓能够感受到增长的好处会非常少。重要的原因是财富在民间的配置结构,大家知道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说,每年可以花的收入应该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劳动收入和工资收入;第二部分是资产性财富升值的收入。在美国,一般资产增长的速度都是按照GDP两倍左右的速度上涨。但是在中国老百姓享受的只有劳动收入,资产性收入的渠道基本上是被堵起来。对于我们个人和家庭来说,工资的上涨是我们最主要分享经济增长的渠道。为什么当中国的GDP下降到10.4%的时候大家开始担心,因为中国老百姓资产升值的渠道被堵死了。在过去12年里面中国年均GDP的增长速度是10.2%,但是农民的纯收入是按照每年6.2%的速度增长,这差不多是10.2%的二分之一,或者是0.6倍左右,城镇居民会好一点是8%,除以10.2%也差不多0.8倍。人们不能够感受到完完全全的10%的GDP增长所带来的好处。很多经济学家讲我们必须改变中国导向型的出口方式,必须通过内需的增长来带动增长,但是,财富升值的效益没办法流到老百姓的家庭,老百姓如何消费呢。

  随着改革的进行,到198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7亿城镇居民、5亿农民的纯收入(见图一和图二)。到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46亿城镇居民、3.9亿农民的纯收入。1.46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政府还是很大,可那是近30年“最小”的政府了。

  我们再看一下,政府拿到这些钱以后是怎么花的。去年的财政税收是5.1万亿,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是6千亿元,等于是国家总开支的15%,等于GDP的2.4%,分到中国人的头上,每个人得到的开支是461块钱,相当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我们可以和其他国家比较,美国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是1.5万亿美元,占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分到美国人身上平均每人5000美元,这是美国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很明显可以看到,如果想要通过国家和政府的手来实现第二次分配,为民生做出更多的贡献,实际上不需要国有资产,因为国有资产跟国家、政府在民生的项目上投资是多还是少,没有任何决定性的关系。有人在呼吁增长税收,理由是要通过国有制和税收能够让中国在更广大的范围之内实现转移支付,但是,如果没有对权力制约的制度架构,这些二次分配和转移支付,只是比较好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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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政府代替老百姓拥有资产、获取更多的国民收入,其他的结果还有哪些。我想特别强调的是,不管是在以前的苏联还是过去计划经济的中国、今天的中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非常重视重工业、制造工业,而轻视第三产业、轻视轻工业。苏联当年也是这样,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重工业是苏联最强的,第三产业发展很艰难。之所以这样子,跟政府代替老百姓拥有这些资源、控制财富的重新配置关系非常大。大家稍微想象一下,国家通过所有制掌握生产性的财富,最后的结果肯定会重视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而由老百姓掌握财富的支配权和消费权的时候,最后会转变成为对服务业,对消费者工业有更多的需求,而不会转变成对大工业项目的投资需求。原因是什么呢?一旦花别人的钱,不仅仅不心疼,还需要追求效果。作为官员,一般都会把这些财富花在看得见、摸得着的项目上,这些往往是基础设施和大的工业设施所具备的特征。过去6年我都会带耶鲁的学生到中国看中国的公司,最让他们感动就是宝钢的工厂,那么多的机械、滚烫发红的钢条,很了不起,那么大的形象,看得见、摸得着,这是给学生留下的印象是最深的,觉得中国的制造业很厉害、很宏伟。

  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从根本上逆转头17年的方向。那次改革把税权下放,从中央到省、到地方、到县和乡,每级只要求下一级在每项税种中往上交多少比例的税收,剩下的权限就留给下级政府。从表面看,税权下放而不是由中央统一掌权,是件好事,给地方更多发展经济的激励。只不过,当时好心的改革设计者没想到或不愿意想到,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的体系下,特别是在新加税种的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是在行政部门的国情下,把税权下放等于是为各级政府随意加税大开绿灯,国民没有正式途径对随意增加的税负表达意见。

  官员如果把钱花在看不见、摸不着的教育、医疗上面,百姓可以感受到,但是别人看不见,我的领导看不见,如果这样做对于自己下一步的升官没有好处,官员就不会这么做。外地人来参观时,也不能说“你在这边做市长期间带来的变化真是大”,所以大家追求的目标都是看得见的“形象工程”。但是,一个社会的增长总是靠不断的投资、再投资,而消费跟不上,也许几年可以,但是长期靠这个模式进行下去,到最后生产了这么多东西由谁来买?我们看到很多学者呼吁经济转型,呼吁靠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要改变、靠出口带动的增长模式也必须要有改变、靠制造业的模式也要改变,要更多的发展第三产业。但是,四分之三的生产性财富都掌握在国家的手里,只要这些财富升值,四分之三继续留在国家手里,同时又有这么多财政税收掌握在国家手里,必然的结果就是不断往工业一投在投、往这些基础设施一投再投。这样下去,一个国家还要靠出口市场,才能使那些投资多少有一些汇报,否则这个增长模式很难持续下去。长期靠投资怎么能维持下去?现在已经到了非转型不可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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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有人说,在别国行得通的制度安排,一到中国就水土不服。之所以如此,不是中国人与别国不一样,而是人家在权力受民主制约下的分税制体系,搬到中国后,当然会走样,因为在中国的各级都没有对征税权的根本性约束。所以,水土不服的根源在于有没有对权力的民主制约上。

  如图,这个数字反映的是中国每年固定资产的投资占GDP的比重,每年固定资产投资按照GDP3倍的速度增长,在1980年的时候是20%,80年以后每年都在上升。到06年固定资产的投资占GDP51%。当然从效率上来说,实际投资的效率越来越低。假如说去年GDP的增长速度是11.4%,我们可能会问,这11.4%有多少是来自于投资、有多少是来自于消费、有多少是来自于进出口贸易,06年有41%是来自于投资、03年的时候有60%是来自于投资,所以从下图图里面我们看到,投资对当年GDP增长速度的贡献,波动性很大。

  1995年后财政税收逐年回升。到2004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8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亿农民的纯收入。随后的三年更是加速征税,到2007年,政府的财政税收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远超改革开放初1978年时的政府规模,我们的政府达到历史“最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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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可以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中国的三大群体。那么,从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哪个群体受益最多呢?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图三给出三群体的累计收入增长情况。

  如果投资效率没有出现下滑,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应该是越来越大,但实际上我们没有看到上升的趋势,反而最近这几年在逐渐下降,这就说明通过投资来带动经济增长的能力越来越低。说白了是什么意思?投这么多钱、建了这么多钢铁厂,到最后如果没有同样需求的增长,花出去的钱是收不回来的。

  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速。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
改革开放的成果由政府享受的最多,城市居民次之,农民分享的最少。

  所以很多人说中国储蓄率这么高,但是整个社会花费很少,从某种意义上并不是中国和美国人比,我们本质上不愿意消费,只不过本来应该我们花的钱都在政府的手里面,由政府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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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国家花钱带来的后果有很多很多,还有一个后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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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作为最大的资产和土地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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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上面的计算只是反映了政府总收入的一部分,另外,还有预算外的政府收入、资产增值和资产性收入不在其内。也就是说,财政税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见”的收入部分。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其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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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2006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大约为50万亿元。据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2006年底,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去年,中国GDP增长11.4%,假设土地和国有资产以GDP同样的速度升值(资产升值速度一般高于GDP),这意味国有资产去年增值9万亿,比财政税收的5.1万亿多80%!

  2007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因此,去年国家作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万亿元。

  把国家的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和财政税收的5.1万亿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这等于是11.4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亿农民的纯收入。这种政府规模的确是乾隆政府、今天的美国政府所远不可比的。

  

  中美民间财富结构对比

  

  当然中国家庭也有财富,包括房地产、企业股权、金融证券、银行储蓄等等,只不过主要是城镇居民有这些,农民没有土地、也没有太多储蓄,他们的财富很少。据发改委估算,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20.6万亿。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2005年的速度增值,亦即按每年15%增值,那么,到去年底,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三分之一。

  中国民间资产加国有资产共115.6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7倍。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至2007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值为7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4倍,比中国的总资产与GDP比值略高一些。其原因是美国资产的金融化程度全球最高,资产流动性越大,其资本价值就越高。但,两国的总资产与GDP之比,大致相当。

  可是,在两国,财富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分享结构截然不同。在中国,多于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产。而在美国,其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持有结构会带来什么差别呢?

  其差别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经济增长模式上、产业结构上、法治发展上,等等。这里,让我们集中看看,这种结构对国家和民间在财富赛跑上有什么影响,谁会赢大头?

  美国家庭资产73万亿美元中,有近35万亿来自过去十年的资产增值,而从劳动等可支配收入中累计储蓄的才1.5万亿美元。所以,美国人的财富增长基本靠资产升值,而由劳动等所得的非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去年为8.4万亿美元)基本全部花掉,这即是为什么美国的储蓄率现在为-1%,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内需这么强盛。好在美国的资产基本都是私人所有,政府不会与民争利,所以,美国人能够只靠资产升值来使自己的财富水平上升。

  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的。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国有制割断了从资产升值到内需增长的传导链。这也是为什么在私有制国家,经济增长给民间社会的家庭带来财富,而在国有制国家里,经济增长产生的资产财富升值主要由国家独享,给民间家庭带来的只有高一点的劳动收入,没有太多财富。所以,今天在中国,最大的贫富差距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而不是在多数国民之间。

  

  国家的钱花到哪里了?

  

  按照上面谈到的,去年政府财政税收5.1万亿,国有资产与土地升值至少9万亿,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政府有15.7万亿的收入可以花,这些钱花在哪里呢?如果政府把钱花在民生上,那不是从相当程度上代替了老百姓花吗?在效果上,由老百姓自己花这些钱和由政府代替老百姓花,这两种安排会有大的区别吗?按照许多主张政府要推出各种名目税收的人的说法,通过税收和国有资产,政府能够实现“第二次再分配”,以降低收入差距。但是,实际真的如此吗?

  据财政部长谢旭人先生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不管按绝对数字,还是按相对水平,美国政府回馈给老百姓的医疗与社会保障都远高于中国,尽管美国是十足的私有经济。按照国有化运动的初衷,国有制本应该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我们本应该看到完全相反的情况。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它市场经济国家比。——这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占GDP才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问题,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正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老百姓享受到的收入和资产财富份额极低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哪里来?

  既然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从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中走出来,而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把钱退给纳税人自己去花,那么,在中国政府控制社会这么多收入、这么多资产财富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把一些税收、国企利润、国有资产增值退回给中国家庭呢?比如,也给他们寄去汇票?国民们也该直接分享一点国企的红利了。当然,最好是把许多国有企业资产民营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因为这些本来就是我们国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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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作者感谢李利明给本文提供的建议。

  原载2008年2月23日《经济观察报》,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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