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奇迹,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是改革的核心问题

增长奇迹,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是改革的核心问题

政府须从经济活动中逐渐退出

回顾历史,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不断“试错”与“渐进”过程中,经历了由计划向市场的有效制度变迁。

  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全会《决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

职能逐步转到宏观调控和管理上,成为市场经济改革的倡导者、设计者和推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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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政府和市场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是经济管理和调控主体,市场是配置各类经济资源的基础环节、媒介产权产品和其他要素交换活动的基本场所。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决定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走向和运行质量。政府行为往往表现为经济管理和宏观调控,市场功能往往表现为供求、价格自发调节和自由竞争,两者紧密关联、相互交织、缺一不可。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已被打破,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得到确立,呈现出新的面貌。主要成果有:一是所有制结构不断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建立;二是国有企业改革也取得了重要突破,国有经济竞争力不断提高;三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已初步形成,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显著增强;四是政府职能转变取得了积极进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逐步形成;五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加强,以城镇职工养老、医疗、失业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建立;六是经济社会法制化程度明显提高,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初步建立;七是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形成;八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大幅度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回顾历史,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不断“试错”与“渐进”过程中,经历了由计划向市场的有效制度变迁。从一个停滞的社会转变为一个从企业到市场、从农业到工商业都充满活力和希望的新兴经济体,政府与市场关系调整所释放的经济动力与活力,正是这一“增长奇迹”背后的密钥。

增长奇迹,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是改革的核心问题。  要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

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功能出现强化趋势,导致改革面临着种种难题

着眼当下,进入“深水区”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多方面遭遇阻力。如何协调“自下而上”的市场机制与“自上而下”的政府干预,是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破除改革梗阻的必然要求。放眼未来,政府职能转型与体制机制创新,可以为由市场主体推动的深化改革提供空间及动力。由此看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是贯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历史—现在—未来”全过程的主线和要义所在。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全会《决定》对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决定》对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进行了部署,强调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提供公共产品,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以及保障国家安全和核心利益等。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是成功的,也取得了诸多成果,但其背后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经济体制改革存在两条线索

  如果政府管理和调控的范围、力度超过了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或干预的方向不对路,其结果就会抑制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键是寻求政府行为和市场功能的最佳结合点,使政府行为在调节经济、弥补市场功能失灵的同时,避免和克服自身的缺位、越位、错位。要特别警惕权力崇拜、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要弄清政府权力的边界,在与市场的关系上,不能取代市场,不能利用公权揽买卖。我们需要的是有限的和有效的政府。强化政府作用,是为市场的有效运行建立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和提供市场所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以便提升市场,而不是用政府的强制力量去驾驭市场、压抑市场和取代市场。

第一,出现逆向市场经济发展的倾向。在每一轮经济波动和政府宏观调控过程中,国有垄断部门的企业由于资金和资本实力比较雄厚,经济活动受到的影响较小,而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倒闭相当普遍,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国进民退现象,对当前的社会就业与创业、产业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等许多方面的问题。第二,政府体制改革难度大。政府配置资源的功能大量存在,这就使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自身改革的难度很大。再加上各级政府实际参与经济活动的力度明显增强,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功能在另一种形式上出现强化趋势;与此同时,市场化发展又要求政府必须增加社会公共服务许多功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自身改革就面临着种种难题。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演进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这里面,市场力量的觉醒和扩大、政府干预的不断收缩,正是演进的根本动因。

  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就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企业,政府的职能主要是为市场主体服务,通过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激发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各级政府必须下决心放手管那些不应该管或者管不好的事情、改善应当管又没有管或者没管好的情况,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因势利导推出关键性改革措施,防止因改革做法过激带来社会震动

第一阶段,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前,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进行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探索。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逐步建立计划经济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直到“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逐渐实现对政府完全主导、全面干预的摒弃。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攻坚阶段,需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动摇,敢于实践,敢于创新。

第二阶段,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的建立,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全面放开竞争性商品和服务价格,改革宏观调控体制为间接调控,建设开放性经济格局,为市场配置资源构筑平台。

第一,转变政府职能。把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把无限的政府变成有限的政府,使政府成为从事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全力履行相关职责的责任政府;成为致力于为市场主体排难解忧和创造良好环境的服务政府;成为全面依法行政并受法律严格监督的法制政府。大力培养市场要素,建构市场机制,发挥市场作用,政府必须从经济活动中逐渐退出,其职能逐步转到宏观调控和管理上,成为市场经济改革的倡导者、设计者、推进者和维护者。

第三阶段,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在微观领域,进一步调整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改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在中观领域,进一步规范和发展资本市场,不断完善生产要素价格体系;在宏观领域,逐步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公共财政制度,深化投资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提供了基本齐备的规则和框架。

第二,注重效果,立足于“务实”。改革触及的领域与环节越艰难,就越要求把工作着眼点放在取得实效上。而要取得实效,就必须更加注重务实地推进改革。

但也要看到,上一轮改革在充分展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优势之时,也遭遇了阶段性障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存在两条线索:一条是从市场力量导出的“自下而上”的利益扩散机制;另一条是从政府力量导出的“自上而下”的举国体制。前者使得渐进式改革在局部获取的成功,可以在最短时间内争取到更多的公众参与。通过类似技术扩散效应的传播方式,让越来越多的受益公众成为改革的推动力。后者则在改革的总体方向上加以把握,动员和调配全国之力,集中攻坚或对外部冲击作出迅速反应。

第三,有效疏导,立足于“协调”。改革越是向深层挺进,越要求有强有力的改革动力。基于当前的形势,增进改革动力,加速改革进程,主要应围绕利益关系进行体制协调和政策疏导。

改革初期,由于一致利益的获取相对比较容易,两种机制的结合使得作为改革主体的政府获得广泛社会支持,并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弥补市场失灵、加快利益扩散,从而形成特有的制度优势。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利益团体分化使得“自下而上”的利益扩散机制受到梗阻。同时,举国体制也存在被利益集团俘虏的可能,从而将付出巨大的决策失误代价。这时,改革在国资国企、宏观调控、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等领域相继出现瓶颈,资源枯竭、环境破坏、腐败蔓延、贫富分化、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等一系列问题相伴产生,将改革推向深水区。

第四,合理兼顾,立足于“多赢”。适当照顾现有利益基础,因势利导地推出一些关键性改革措施,不仅能够有效地达到深化改革的目的,而且能够较大程度地减少改革成本与风险,防止因改革做法过激带来社会震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随着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公民身份等的日益多元化,利益关系更加复杂,调整利益关系所产生的反应更加强烈,改革需要充分考虑现有的利益基础,需要立足于“多赢”来调整权力和利益关系,从而实现实质性突破。

亚洲必赢626aaa.net ,(惠州学院 胡瑞卿)

来源:惠州日报2012年5月24日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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